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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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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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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6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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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
本文作者——金一南大校,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军人。
战争与军队,是军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以来的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则是这一话题的最核心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的检验。
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一、是一支在官僚倾轧中艰难成军的海军,
其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它能够成军,受三个事件的无情推动:1860年的庚申之变,1874年的台湾事件,1884年的中法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是搭乘兵轮从天津海口登岸的;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事件,按满清大臣文祥所述是“东洋一小国……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1884年的中法战争,清廷上谕称为“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清军虽有陆上的胜利,结果却仍然是签约赔款。
三大事件,无不和海上力量的有无和强弱密切相关。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发出了“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的感叹,和“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这对一个既无明确的用款计划,又无严密的收支审计制度的封建王朝来说,是一笔太难弄清的糊涂帐。但投入无疑是巨大的。前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说,北洋舰队“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可见海军的开支的确惊人。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还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再加上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国内外教育培养、海军学堂的开办维持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强,个别年份超过百分之十。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它是在一个政局激烈动荡、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巨大投入的。近二十年之久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全国农民起义的战争,已使其“帑藏支绌”,财政上几乎山穷水尽;又外患方殷,“倭逼于东,俄伺于西”,东面先打发日本、后打发法国不断地赔款,西面先平息回乱、后收复新疆不断的支款。在这种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勉为其难地凑成了对海军的投资,为建设海军也算是挖空心思。道理很简单,此时的满清统治者,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帝、光绪帝,皆深刻意识到了海防危机对其统治所带来的危险性。
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连慈禧皆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几近将海军视为身家性命,却突然要将其经费挪去兴建颐和园呢?
有三个人物应该注意: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
首要人物是醇亲王奕譞。这位慈禧旨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初到海军衙门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筹措、落实到了较为稳定的海军经费,省免了若干海军建设中的掣肘贻误。但从他入主海军衙门的第一天起,也带来了过多的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帝的生父。其持掌海军时,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他深知慈禧善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长期被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宣布立其子为嗣、入承大统之时,奕譞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他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来,他为其子光绪帝担心,怕不得归政,只能做个阴影下的儿皇帝;又为自己担心,怕稍露不慎惹怒反复无常的慈禧,招致更大祸患。他“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心竭力”,甚至“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被慈禧评价为“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
1886年,慈禧做出一个试探:“六月壬申,懿旨,钦天监于明年正月择皇帝亲政日期”,奕譞立即以极快的速度作出反应:“丙子,醇亲王暨王大臣等合词疏请皇太后仍训政,不许。皇帝亲政定于明年正月十五举行”;“庚辰,醇亲王暨礼亲王等复申训政之请,……懿旨勉从之。命醇亲王仍措理诸务”内心明明时刻盼望慈禧归政,却又要两次亲率诸大臣恳请训政。他十分清楚,非此,不但光绪不能亲政,他可能“诸务”皆“措理不成”。
在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任上,奕譞在勉为其难地走钢丝。其视点的中心不在海军。不过是在这个衙门里期待机会、寻找方式,好去接近心中的政治目标罢了。
几乎在指派奕譞出掌海军的同时,慈禧正面对另一个烦恼。
据李鸿章日记载,1885年7月13日“慈禧计修圆明园,估工银200万两。户部尚书阎敬铭称无款可办。慈禧言改修三海,阎仍答无款。慈禧喝滚出,阎羞愤成疾。”
这一幕,奕譞该比李鸿章知之更详。海军和圆明园,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
慈禧要修园由来已久。1873年同治帝刚刚亲政,即秉承慈禧旨意颁布朱笔上谕,重修圆明园。当时奕譞不顾同治帝的警告,两次上疏,两次廷辩,要求“屏无益之游观”,“省无名之兴作”,“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甚至不惜在同治面前“面诤泣谏”,泪流满面地叩头申辩不已。最后虽与恭亲王奕訢等一道阻止了修园活动,但也几乎为此失去了官爵。
就是这样一个当初坚定的反对修园者,在其子被立为皇帝之后,地位和利害随之变化,终竟成为一个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
铁甲舰和颐和园,应该说是一对矛盾体,但对慈禧来说却毫不矛盾。危机时利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感受江山带来的奢华。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给予痛骂。新设之海军大臣每年掌有数百万两银饷,既成为宫廷内外人人眼中的肥肉,又是慈禧两块心病的交叉汇聚点。该怎么维持这个艰难的平衡,地位十分微妙。
奕譞到海军不久就接到一道懿旨:“内务府年终发款不敷,著准由海军署存款内借银40万两,分五年归还。”他执行了这道懿旨。他也有两块心病。慈禧要购舰修园,他要保己保子。海军经费成为这两个不相干利益的黏合剂。此时还仅仅是“年终发款不敷”,还承诺“五年归还”。但奕譞再不会去“面诤泣谏”了。他要用满足慈禧一切心愿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心愿。腾挪经费造一个园子,让慈禧早日住进去“颐养天年”,既了却其夙愿,从而确保自己并非十分稳固的政治地位,又能腾出其手中权力,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如此一来,心病皆消。
这是一种既赤裸又深藏的交换。至于挪款给慈禧修园养心悦目之后,会否把海军也弄成一支只能观赏的海军,则未在这位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首要考虑之列。
人们指责慈禧以海军换取颐和园,却忽略了奕譞在这里投入的隐秘赌注:以海军换取光绪的亲政。
他从上任到开始第一笔“借款”,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仅九个月。
若说奕譞早想如此,也不切实际。毕竟他还牢记着“庚申之变,大辱国家”,上书要求“裁汰冗费,积蓄钱粮”、“详制器械,精造战舰”;并提出海防“若不早为密防,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他后来在一份奏折中表露出挪用经费时反复权衡的心情:“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再三”。
“思维再三”之后定下的决心,更难改动。这个陷于官场利害中的海军大臣,终于难以自拔。
如果说奕譞挪款出于自身种种复杂考虑、其前后言行表现出相当之矛盾,那么李鸿章加入挪款,其矛盾就更加深刻。
李鸿章早年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对修园者。1874年已经大规模铺开的修园活动之所以迅速夭折,他虽未处朝政中枢,却起了关键作用。当时他不满于修园,但并未犯言直谏,而是在直隶总督任上,首先抓住受清廷内务府指派筹集修园木材的奸商李光昭,揭出其四处行骗、甚至引起中外交涉的事件。此事使慈禧和同治帝都处于尴尬境地。接着在同治允诺下,他穷追猛打,严刑审讯,最后以“诈传诏旨”律列判处李光昭斩监候,秋后处决。此案揭露,朝野大哗,人们“一时称快”。以此案为契机,奕譞、奕訢诸重臣再次联衔上疏,修园活动终被终止。
李鸿章当时之所以坚定地反对修园,就是感觉到宫廷侈奢与国家防务的巨大矛盾。修园被迫中止后,他在上奏中提出“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要求宫廷停“不急之需”,话虽婉转,也还是有一些胆量。李鸿章为筹建海军奔走数十年,其中、后期奏折中相当一部分与此有关,内多有慷慨陈辞之处和苦心竭虑之思;凡有关海疆大略、海防分区、舰船配置、港口泊位、炮台船坞、官兵俸饷、经费筹措等事,无不参与谋。西方有人称其为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就是出于其对海军的贡献。所以即使醇亲王奕譞以皇帝生父身份入主海军衙门,最初要他“于存汇丰银行购买快船款内暂提银30万两,修三海工程”时,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予以婉拒。
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一、对本身政治地位的忧虑。李鸿章在朝中政敌甚多。尤其在兴办海军问题上,开罪的权贵官僚不在少数。恭亲王奕訢描述建海军之艰难时说:“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屈,局外未能周之”。恭亲王失势,他更失去一根台柱。与他为敌者,或出于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或含有满族大员对汉族大员的排异,更隐埋着宫廷内部对疆臣手中日隆之权力的警虑。总之对李鸿章来说,多年来参其奏折不断,甚至以其倡办洋务而“百疏诋为汉奸”;以至他后来竟发出“从古立大功者类皆谤书盈箧”的感叹。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但失去首倡洋务的恭亲王的庇护,不免总感势薄力单。醇亲王与恭亲王多年不和,其入主海军自然对李鸿章压力不小;又有光绪帝生父的身份,权力炙手可热,且光绪帝亲政在即,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治考虑。
但作为一个满清官场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摸透了奕譞的心病,从而做出了抉择。1886年7月16日,在婉拒挪用汇丰银行那笔款后还不到一个月,李鸿章函奕譞,“…拟先建旅顺后建胶州湾。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向醇亲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五个月后,因“南海工程款项不敷”,奕譞提出要求,要李“称创建京师水师学堂或某事借洋款七八十万两”,他立即嘱咐其亲信周馥办理。一个月时间便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银90余万两,超出了奕譞提出的数目,将事情做得妥妥帖帖。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欲以海军换取光绪帝的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
此时的李鸿章,也不再是那个以严厉手段处理李光昭诈骗案的李鸿章了,他也开始了不光彩行径:以海军办学名义“或某事”,直接向外国银行借款。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奕譞函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李函各处以海军名义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将利息支给清廷作修园费用。李鸿章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章、江西巡抚德馨等,广为募集。最后各地督抚认筹260万两,由其掌管,以利息供慈禧修园。就此完全跌入了挪款修园的行列。
此处之矛盾怪异就在于,为筹办海军树立的政敌,竟然以挪用海军经费去化解。
二、李鸿章之所以加入了挪款行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北洋海军成军后形势的错误估计。这又是李本人的又一矛盾怪异之处。他原本是清廷中少有的窥破面临危机的大臣,尤其对日本,一直保持着较高警惕。1874年他率先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1881年,他在另一份奏折中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直接以日本为建设海军的假想敌,目标不能不说不明确,警惕性也不可谓不高。
但随着定、镇二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当然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他那种“日本蕞尔小邦”的帝国意识开始膨胀了。其一系列言行都表露出多年谨慎后的志得意满。
1891年北洋海军首次大阅海军,他虽有“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的遗憾,但又充满“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的自信。
1894年5月,北洋第二次校阅,他在奏折中也有“北洋舰队成军后至今未添一舰”等语,但首先强调的仍是“整个北洋防务,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此时距海战爆发只剩下一个多月。
1894年7月,大战爆发已近在眼前,他仍然感到“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船,……斯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至稍有疏虞”。而此时距丰岛海战爆发只剩下二十一天。距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只剩下七个月时间。这个早年对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临头,对危机的感觉却变得如此麻木。
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8月1日中日宣战,但直至8月29日李鸿章仍在奏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依然未从那片虚构的梦幻中彻底警醒。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他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李鸿章,合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海军经费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清廷之所以下决心“大治水师”,是出于面临危亡的考虑。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已被数次危局所证实。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紧接着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衅,六旬庆辰大典改在宫内举行,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的在颐和园的祝寿,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
翁同龢喻称“以昆明(湖)易渤海”,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做这种明显赔本的交易——除非他感到那片渤海已经确保无虞。
结论再简单不过:没有了渤海,何谓昆明(湖)?
北洋海军表面的强大蒙蔽了李鸿章,通过李鸿章也蒙蔽了清廷。在这种心态下,挪用部分海军经费似变得无伤大局。
李鸿章早年曾经说过:“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当初呼吁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历史在同样人的身上,完成着令人深思的轮回。这不能不说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剧。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了,仍然是笔糊涂帐。传说3000万两,显然又夸大,现有的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三种:1200万至1400万两之间;600万到1000万两之间;860万两。这笔钱与其说是慈禧挪用的,倒不如说绝大部分是海军主持者们自己拱手让出去的。奕譞、李鸿章等人出于自身种种复杂的考虑,让最高统治者感到了渤海海面的升平。
再来看看李鸿章等人的反对派。帝师翁同龢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最与李鸿章格格不入。作为光绪帝的师傅及补进之军机大臣,翁同龢对朝政的影响不小。在因甲午战败给予李鸿章的一系列处分中,他都起了关键作用。但翁氏真如其在战争中表白的那样,是如此之求自强么?
1891年户部因库款支绌,奏准南北两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当时户部尚书即为翁同龢。时值颐和园工程用款最骤,翁氏作为户部尚书,不用简省宫廷开支之法解决支绌,反停支海军装备购置费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这不同样是在克扣挪用海军经费么?无怪乎黄海战败后两周,翁氏焦急于局面严峻,受慈禧指派赴津向李鸿章问及“北洋兵舰”时,李先是“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最后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而翁氏竟然“语塞”。
翁同龢当时出此议,并非仅仅出于他自我表白的“计臣以撙节为尽职”。真为“遵节”计,就不应只拿海军开刀。这里面同样含有官场中有我无你的个人恩怨。
翁、李交恶于1862年。时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惩处,而曾氏那份慷慨激昂的上疏,据称立稿人就是李鸿章,出语惊人,无懈可击。从此翁、李结仇。
两人长期不睦还有一个皆不启齿的原因: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清朝末年,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求自强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当时北洋海军在翁同龢等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几乎已成为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说北洋水师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们要削弱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已经是他们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
种种桌面之下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拿上桌面便成为堂而皇之的“政争”。翁、李多年“怨之颇切”(李鸿章语),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点了。
但不管怎么斗,结果是一个:吃亏的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
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停拨了海军经费的翁同龢,仅依据他在甲午战争中的激烈言辞,被后来大多数评论家称为“主战派”,似乎满清王朝中真正追求自强的,是翁氏这样的人。而他无事时首先停发海军经费之事,却被人忘记。光绪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息不已。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也被人忘记。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地“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了。
在没有基本透视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以前,任何针对个人的结论都是轻率的。奕譞、李鸿章、翁同龢三人,身份各异,观点各异,利害各异,却是当时满清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写。西人评论说:“此大机器……其诸组之轮,不依一共同之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这种各朝己方旋转的结果,就是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苟且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全部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用说全付财力了。外患未至,海军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但为时晚矣。不论光绪还是慈禧,洋务派还是保守派,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满人还是汉人,在那场深奥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谁都不是胜利者。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作者:
stuca
时间:
2005-1-16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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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
二、这是一直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
其震惊中外的覆灭绝不仅仅归于船速和炮速
有一个本来简单却被越弄越复杂的问题,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能否一战?
流行的说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北洋海军难以一战。
难道真如清臣文廷式指责的那样,“北洋海军靡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钤制、军规、校阅、武备等等方面。表面上组织规程已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时琅威理为总教习,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号施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弹数百,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他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叹其为“东洋巨擘”。虽然它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战时也未获得达到此二舰威力的军舰。
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据日方统计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铁甲舰半铁甲舰非铁甲舰
联合舰队129
北洋海军608
日方似将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都归入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门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舰本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
黄海大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上看,软件硬件都具有相当实力。1894年5月李鸿章再次校阅北洋海军,上奏道:“北洋各船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乙、丙两船,在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于驶行之际,击遥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清廷正是出于这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下诏对日本宣战。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日记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远东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特尔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辨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舰队,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订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因为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百分之六十。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氏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
根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统计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其实仅是一艘武装商船。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侧,企图用其他军舰的舰体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立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当双方终于在海上相遇、将拉开世界战争史首次蒸汽舰船大战的序幕之时,都非常紧张。日舰为了松弛官兵的紧张情绪,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成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的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
其次在有效射距外,定远舰的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皆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节制精严”的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毫无节制可言,其中损失实难估量。
第三是作战效能的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六年合操实战中尚不能成一阵,“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
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预料。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与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单无味的承平。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舰,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逞。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坐同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使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已,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修整,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制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相,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程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位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是专门来寻北洋舰队决战的,怎么会携一艘运兵船?估计是将日方船体高大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看错,至于“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则完全出于主观臆断。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北洋报沉的日舰,后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了改变。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军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
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盖中国医生看护,多于战前离去,自谓文员不属于提督,依法不必留等语”;“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士兵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
致命处即在于徒有其表。
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要害之语。
作者:
stuca
时间:
2005-1-16 18:29
标题:
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
三、是一支被一代代人惋惜了百年的海军,
但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他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巨大的结局?
自林则徐以后,中国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尽人皆知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且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空前的失败产生空前的震撼,整个社会人人痛心疾首。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
从失败的第一天起,当事者就开始委过别人,洗刷自己。
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认为战败因为个别将领的怯懦逃跑。
李鸿章则通过职责翁同龢间接委过于清廷:“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成为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
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满清文武,均议李鸿章应负陆海军战败之全责,并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以为李鸿章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
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假设一,水师皆有邓世昌之勇,如何?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和。它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尤其是一种整体合力。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的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什么是战斗力?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战斗力。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地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无论怎样英勇,也难以将匹夫之勇组合成有机的整体合力。
假设二,北洋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有这样想法的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烈士的讴歌,皆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假设三,北洋舰队为何要死打硬拼?为何不多用谋略,以避短扬长?
可以说,北洋海军从始至中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了战争始终。在外交上他一直在殚精竭虑的疏通英、俄、德等国,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在军事上则更是费尽了心思。连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都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这样一来日舰必不敢开炮。
自琅威理被辞退之后,北洋舰队总教习的位置在李鸿章看来,不再是一个利于舰队训练作战、提高其整体素质的位置,而成了一个拉关系的位置。他先用汉纳根,后用马格禄。汉纳根是一个陆军退役军官,只精于建筑炮台;马格禄则是一名英国拖船船长。他们都不是海军出身,对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李鸿章这样用人,有其颇为自得的考虑:通过任命德国、英国两个外行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既争取到英、德两大国的关照和同情,又不至将舰队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至于此举对可能发生的海上作战会带来什么影响,却一直未在其考虑之列。
谋略不可谓不深,算计不可谓不深,思虑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忽略了现代战争极其简洁之处:它从头到尾都是实力的较量。包括兵力的较量,兵器的较量,掌握兵力与运用兵器的人的较量——人的勇气、意志、素质的较量。美国人拉尔夫.鲍威尔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一书中说,“日本军队给中国军队上了痛苦的一课,告诉它一支东方的军队,能够在组织、训练、纪律和运用上做得多么好”。任何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非谋略不足也,过足也。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其结局并非增拨一些经费、添购部分快船快炮、或变换一下作战队形即可轻易改变。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以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开始,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我们从这些太多、太深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难道仅仅是对一个没落朝代的诅咒和对一个腐朽制度的唾弃?我们难道仅仅是毫不相干的旁观者和声色俱厉的批判者?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他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过程。我们无法、也用不着非要去分清在那场战争中何者之责任为大。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但是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之失败实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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