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结局——汉斯 冯 卢克上校回忆录《装甲指挥官》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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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 冯 卢克上校在战争期间参加过一系列重大战役，其中包括波兰战役、西线战役、巴巴罗萨、北非、诺曼底登陆。他在诺曼底战役后被提升为德军第21装甲师上校师长，1945年4月被苏军俘虏，这里节译部分他的回忆录，主要是关于柏林战役他被俘时期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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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处，形势日益明晰，科涅夫元帅不是向西南突击，而是将向Neiss方向攻击。
因此，根据舍尔纳本人的判断，命令我们第21装甲师和元首师转移到Sprembre Gottbus地区，那里在柏林南部约一百英里远，就在Neism西边的Spree森林边缘。
在4月12日到13日的夜晚，我们师以行军队列向北梯次转移。因为俄国人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我们只能在夜间行军。4月15日早晨，第一批21师的部队抵达新的作战地区；其他六个分队还在路途中。接着希特勒批准了这次转移并且下令这两个师作为整个集团军的预备队。
通过我们的情报搜集部队我们了解到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Kuestrin方向奥德河一线有七个集团军，在Frankfurt-an-der-Oder方向另有两个集团军，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则有六个集团军正在向我们的Neisse一线推进。
俄国军队和德国军队的力量对比如下：步兵：6：1；炮兵，10：1；坦克：20：1；飞机：30：1；而且德国师早已不具备他们早先的人员和战斗力。
4月16日，我们还没有熟悉新的地形，一场大规模的俄国攻势就开始了：在凌晨五点，俄国人用40000门火炮猛烈炮击我们在Kusetrin和Neisse的防御阵地。在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俄国坦克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试图一举突破我们的阵地。
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十分突然，在突然袭击下，我们师与元首师之间被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强大的装甲部队向这个缺口直插进来，我们师被迫向北撤退，进入了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包围圈，这个包围圈里有大批布施将军指挥下的第九集团军部队。
在猛烈攻击下，我们师被打散，分成几个分队。炮兵部队在北侧，距离柏林郊区不远。几天后他们独立穿越了柏林郊区从包围圈中突围。我的第192团成为一个独立战斗群，到最后我也没能联系上他们。我自己的战斗群，由冯 Gottberg少校指挥最后的坦克支援，在右翼陷入激烈的防御战中，在这里，俄国人的坦克集团军正在我们与元首护卫师之间的缺口内投入他们能投入的一切。
我们仍然还能与指挥部联系上，但是没有新的明确命令；他们可能已经失去控制。为了避免丧失后方遭到围歼，我命令右翼向南收缩防线。在4月16日晚，我的防御阵地守住了，夜晚激烈的战斗慢慢平息。
这天夜晚晚间，我的情报军官递给我一个电话听筒：“司令官在线上。”
“我是冯 卢克。”我听不清楚什么，我只听见电话那边在吼叫。“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请不要那样乱叫。”吼叫声在继续。我听见有个词“军事法庭”。
“我不知道电话那边是谁，安静点说话。”Gottberg，我的副官，一个很有风纪的军官已经开始笑起来。
“我是Marcks将军，”一个稍微平静些的声音传来。“谁允许你后撤你的阵地的？”
“俄国人和我右翼的形势迫使我调整阵地。请来这里看看然后您自己就会对形势有所了解。从你的指挥所你解决不了我这里的问题。”我们作为指挥官的十分清楚，在战场上应当自行决定以挽救自己人的生命，而不是用Marcks吊死人的方法。
要说清楚总的形势，从我们师里是不能做到的，我决定第二天早晨去一趟指挥部。
指挥所设在一所房子里，进去后我看见参谋部的军官们围坐在大厅一张桌子周围。
“早晨好，我想见司令官。”衣着肮脏，未刮胡子的我在他们中间显得十分醒目。
“司令官还在休息，”有人告诉我，“我能帮助你吗？上校？”
“不，”我回答：“在昨天晚上通过电话对我喊叫一通后，我强烈要求向司令官汇报。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叫醒他。”我们大声的说话声十分响亮，我们的司令官穿着睡衣出现在楼梯口，我见他微微摇了摇头，对参谋们做了个明确的手势，“来点白兰地。”这震动了我，这个戴着高级军衔的军官从心理上已经对形势不抱什么积极态度了。
“将军，我个人非常想了解我师和整个战线目前的形势。另外，我想请您与我一起去前线去，在我们中间你才能得到直接的感受。”
“情况不很明朗，”他说：“我必须呆在我的指挥所里。对于您，冯 卢克上校，我警告您，您必须在该在的地方战斗，我不许可任何未被批准的行动。”
“将军，在这场战争最后的阶段，我将做我认为正确的决定。”说完我离开了这个古怪的地方。
不久，希特勒批准被了在奥德河两翼已经被包抄的作战部队撤退命令。
1045年4月19日晚，第九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包括不幸的第21装甲师残部被包围，Halbe口袋是一个被柏林-德累斯顿和柏林-法兰克福公里围起来的一个三角形，在柏林东南大约80公里处。
Krieger负伤后，和我在一起的Liebeskind又成了我的副官。夜晚战斗逐渐平息下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在指挥部里，这时电台里传来戈倍尔夸张的声音。我们听见他从柏林市中心元首地下掩体的讲话：“在我们敬爱的元首生日前夕，我号召德国人民和我们勇敢的战士们，信赖我们的信念，相信上帝并且在最需要你们的时候跟随元首。”在说及罗斯福的死讯时，戈倍尔开始重复了多次的“命运的力量”并且将希特勒与弗里德里克大帝相提并论。
那些天似乎故意传播谣言，说西方盟军已经与苏联翻脸。希特勒的一个声明通过广播被广播出来，“...我尽了我的职责，...如果德意志人民不能获得胜利，那么他们就没有继续生存的权利。”如果希特勒真的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会让我们的家园和城市变成一片废墟。我们在野外，就在柏林的大门口，我们知道现在只有奇迹才能将从死亡和战俘营的命运中挽救出来。
4月20日，根据报告大约有360辆俄国坦克和两倍于此卡车正从我们后方、从南方向北迂回过来，坦克攻击了我的右翼，接下来几天俄国人的进攻迫使我们再次被迫向后撤退。
希特勒似乎没有放弃的想法。我们收到一份命令重新编组部队。“温克战斗群”现在已经不再阻止美国人向柏林的进攻，而是与布施指挥下的正在努力突围的第九集团军一起为保卫柏林阻止俄国人而战斗。我们距离温克有近一百公里，据说他们正在Elbe的马格德堡向柏林前进。
作为部队后卫，我们在4月25日缓慢地向北撤退，终于抵达了Halbe一带，这个城市因为Kalbe口袋成为忧郁棉被上的代名词。我被出人意料地转入布施将军的直接领导，他给了我们如下命令：“夜晚来临后，在20时指挥你的战斗群和所有可以移动的装甲车辆，携带一切能带走的物资，向西穿过德累斯顿-柏林公路，自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后方向柏林前进，目标是抵达柏林-莱比锡公里的Luckenwaide地区。突破口打开后必须保持，第九集团军的其他部队步兵尾随向西前进。所有没有战斗标志的车辆全部销毁，油料转如战斗车辆。不要携带市民，几千名难民会阻碍行动。”19时，几辆真正的坦克抵达我的指挥部，主要是快速的小“Hetzer”。当然，我们的准备工作无法保持秘密，在夜幕降临时，几百名推着原始的大车背着包裹着他们财物包袱的平民聚集在村子里，我没有下令将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赶走。我不能也不想那样做，虽然我很担心在战斗中他们将成为大麻烦。
在4月25日20时，我带着我的战斗群出发了。
感谢上帝我们还有地图。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Baruth，就在重要的德累斯顿-柏林公路上。我们不得不在夜晚沿着林间小路和防火隔离带穿过非常不适合行军的茂密森林。
开始的时候一切顺利，在靠近德累斯顿-柏林的公路边，俄国人的后勤汽车滚滚向北，他们过去后我们立即逼近公路。到处都是跟随我们前进的平民，我们每走一布他们都紧紧跟随着我们。午夜十分我们到达了Baruth村，这个村子后面是与公路平行的一条重要的铁路。我们小心翼翼地从树林里走出来，突然遭到反坦克炮的猛烈射击，中间还夹杂着机关枪火力。尽管我们行动的路线在远离俄国人进攻柏林战线的后方，科涅夫元帅显然认识到必须保证他漫长而开放的右翼的安全。一场激烈的坦克战开始了。我们最讨厌斯大林坦克，它比我们的坦克性能要好的多，而且他们还躲藏在事先挖掘出的掩体中，我们很难击中它。
我决定重新编组，准备乘天色还黑带着我的坦克和掷弹兵们绕过村子继续向北。我给第九集团军发送了一个信息，报告我们遭到顽强阻击不能坚持，仍然在继续向西前进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Baruth被占领的话我们面临的困难要容易的多。我们不能在战斗中纠缠不休，我们只有一个基数的弹药，油料也仅仅只够到Elbe的。我们在这里被不断加强的俄国人牵制每一小时，危险都会增加几分。
所以我请求集团军允许我立即离开这里。
这个请求被拒绝：“你必须坚持，直到其他部队能够突出包围圈。”就在这时，一辆黑豹从黑暗中隆隆驶来。从炮塔跳下来一个党卫军军官走向我——我的朋友和战友Ruediger Pipkom
“老天！Ruediger，你在这儿干吗？怎么穿着党卫军的制服？”
“卢克！好久不见！作为一个军官，我从集团军司令部转派到党卫军部队——没的选择——现在我在指挥第35警察师。我奉命突围，就在你南边，但是我们被赶到这边了。有几辆黑豹跟着我，这里形势怎么样？”
我简要想Pipkom介绍了形势，还有第九集团军让我呆在这儿的命令。
“他们在胡说八道，”Pipkom说：“俄国人跟在我们后面正在逼近。我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你有什么计划？”
“我的计划是在白天俄国人加强防御力量之前，从北面向Baruth攻击，你的黑豹在这里掩护，当我们占领村子后你再前进。”
“好主意，卢克，我们干吧，没什么能阻止我们向西。我去看看Baruth周围的地形。”
“看在上帝的面上，呆在这儿，或者你步行去。那边有藏在掩体里的斯大林坦克，除了炮塔露在地面上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他们很危险。”
但是Pipkom不听我的，他爬上了他的坦克开出了树林。几分钟后我听见坦克猛烈的射击声，然后Pipkom的坦克开了回来，在炮塔里躺着我的朋友Ruediger的尸体，他死了，事情发生的就那么快。
我们不得不重新组织起来，为了从北面攻击Baruth，我接管了党卫军的坦克。我们冒着猛烈炮火开始前进，炮火中有俄国大炮了。炮弹在树丛中爆炸，弹片击中了上百名平民，他们四散尖叫着逃离，有些人负伤了。我硬起心肠穿过这里——没有选择余地。
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不得不向北转回来，突围失败了。俄国人已经得到了大量增援力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没有弹药了，我们也没有带弹药车。油料剩下很少。在拂晓之前我必须要做决定，于是我叫来了各单位的指挥官。
“听着，我们已经与后方失去联系。实际上我们没有了弹药；油料也很少。因此我宣布解除我对你们各位的指挥。剩下的油料都从坦克转到装甲运兵车上，与掷弹兵一起，分成小股趁天黑向西突围。团里的医生留下照顾伤员和平民。我本人与我的副官，一个值班军官和一个传令兵，将返回包围圈去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并寻求援助。十分感谢各位所做的一切，上帝保佑你们！”
我能够感受到他们每一位内心的痛苦，但是他们都理解了我的决定。作为一个懦夫和逃亡者，我不指望得到尊敬，一切都让我一个人承担吧。
与各单位指挥官道别后，我们几个紧握着冲锋枪回头步行沿着我们来时的道路走进包围圈。
多年以后我听说，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成功抵达了Elbe落入美国人手中，我的官兵中大多数后来被关进战俘营。至于那些妇女和儿童，我找不到有关她们命运的任何信息。
穿过树林向东走了几公里，在4月26日，我们这一小群人决定不在白天行军以保持隐蔽性。第二天夜晚我们继续前进。我们滴水未进，在过去的紧张中我们都忘记了饥饿。远远的我们听见机关枪嗒嗒的射击声，东面有汽车轰鸣声。在穿越一条宽阔的林间大道时，我们发现前方一百码远有一长列俄国人的汽车。俄国人在黑暗中大声说着话；他们可能只是暂时休息一下。我们快速越过大路，没有被发现。事实上那时我们应该回头返回公路上，至少也应该找个隐蔽的地方。
天慢慢亮起来，我们必须找个隐蔽的地方了。我们刚找到一个有茂密灌木丛的隐蔽处，突然就听见俄国人说话的声音。令我们沮丧的是随即我们就看见一长列俄国士兵正在搜查森林里每一个角落并且笔直地向我们这里走来。“我们必须离开这儿。”我们小声互相警告说。
“去那边，80码远，那儿有很密的灌木丛。我们必须跑过去藏在那些矮树下面。”俄国散兵线越来越近了。
“出发！”我低声下令说。我一起跑出来奔向灌木丛。俄国人发现了我们，他们喊叫起来：“Davai,Davail”（快！快！），他们追赶着我们边跑边开枪，不过没有打中我们。
那块灌木丛只有几码高，跑到它后面我们才发现前面赫然是一个湖。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任何可能逃脱了。
“把武器扔到湖里！”我对其他人喊道。
俄国士兵紧握着他们的武器包围上来，根本没有机会逃走，我们慢慢举起了手，这时是1945年4月27日清晨。
在各条战线战斗了四年半后，我的战斗生涯结束竟然是在我最不愿意的俄国前线。自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我们全都知道快要结束了。但我们希望要结束的话最好落到西方盟军手中，在他们那里依据日内瓦公约我们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戈倍尔关于俄国人都是野蛮人、残暴凶恶的谣言让我们感觉恐惧，而且我们都知道党卫军在苏联做的那些事儿。
作为一名士兵当他被俘的时候会想什么？首先最根本的，对于他来说，战争、负伤和死亡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然后会想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他会被送到哪？他们要怎么对待我？他们会折磨我或者枪毙我吗？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并且试图显示出勇气来......（省去他的心理描述若干）
我们站在那里举起了双手，四面八方都是俄国人，冲锋枪口对着我们。我沮丧地看到他们是蒙古人，他们眼睛中露出凶狠、好奇和贪婪。当他们想抢走我的手表和骑士十字勋章时，一个年轻的军官突然出现：
“住手！别碰他，他是一个geroi（英雄），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我看着他说：“Spasivo（谢谢）”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