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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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金一南大校，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军人。
    战争与军队，是军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以来的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则是这一话题的最核心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的检验。
    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一、是一支在官僚倾轧中艰难成军的海军，
    其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它能够成军，受三个事件的无情推动：1860年的庚申之变，1874年的台湾事件，1884年的中法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是搭乘兵轮从天津海口登岸的；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事件，按满清大臣文祥所述是“东洋一小国……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1884年的中法战争，清廷上谕称为“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清军虽有陆上的胜利，结果却仍然是签约赔款。
    三大事件，无不和海上力量的有无和强弱密切相关。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发出了“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的感叹，和“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设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这对一个既无明确的用款计划，又无严密的收支审计制度的封建王朝来说，是一笔太难弄清的糊涂帐。但投入无疑是巨大的。前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说，北洋舰队“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可见海军的开支的确惊人。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还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再加上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国内外教育培养、海军学堂的开办维持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强，个别年份超过百分之十。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它是在一个政局激烈动荡、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巨大投入的。近二十年之久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全国农民起义的战争，已使其“帑藏支绌”，财政上几乎山穷水尽；又外患方殷，“倭逼于东，俄伺于西”，东面先打发日本、后打发法国不断地赔款，西面先平息回乱、后收复新疆不断的支款。在这种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勉为其难地凑成了对海军的投资，为建设海军也算是挖空心思。道理很简单，此时的满清统治者，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帝、光绪帝，皆深刻意识到了海防危机对其统治所带来的危险性。
    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连慈禧皆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几近将海军视为身家性命，却突然要将其经费挪去兴建颐和园呢？
    有三个人物应该注意：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
    首要人物是醇亲王奕譞。这位慈禧旨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初到海军衙门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筹措、落实到了较为稳定的海军经费，省免了若干海军建设中的掣肘贻误。但从他入主海军衙门的第一天起，也带来了过多的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帝的生父。其持掌海军时，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他深知慈禧善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长期被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宣布立其子为嗣、入承大统之时，奕譞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他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来，他为其子光绪帝担心，怕不得归政，只能做个阴影下的儿皇帝；又为自己担心，怕稍露不慎惹怒反复无常的慈禧，招致更大祸患。他“谦卑谨慎，翼翼小心”，“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心竭力”，甚至“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被慈禧评价为“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
    1886年，慈禧做出一个试探：“六月壬申，懿旨，钦天监于明年正月择皇帝亲政日期”，奕譞立即以极快的速度作出反应：“丙子，醇亲王暨王大臣等合词疏请皇太后仍训政，不许。皇帝亲政定于明年正月十五举行”；“庚辰，醇亲王暨礼亲王等复申训政之请，……懿旨勉从之。命醇亲王仍措理诸务”内心明明时刻盼望慈禧归政，却又要两次亲率诸大臣恳请训政。他十分清楚，非此，不但光绪不能亲政，他可能“诸务”皆“措理不成”。
    在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任上，奕譞在勉为其难地走钢丝。其视点的中心不在海军。不过是在这个衙门里期待机会、寻找方式，好去接近心中的政治目标罢了。
    几乎在指派奕譞出掌海军的同时，慈禧正面对另一个烦恼。
    据李鸿章日记载，1885年7月13日“慈禧计修圆明园，估工银200万两。户部尚书阎敬铭称无款可办。慈禧言改修三海，阎仍答无款。慈禧喝滚出，阎羞愤成疾。”
    这一幕，奕譞该比李鸿章知之更详。海军和圆明园，成了慈禧的两块心病。
    慈禧要修园由来已久。1873年同治帝刚刚亲政，即秉承慈禧旨意颁布朱笔上谕，重修圆明园。当时奕譞不顾同治帝的警告，两次上疏，两次廷辩，要求“屏无益之游观”，“省无名之兴作”，“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甚至不惜在同治面前“面诤泣谏”，泪流满面地叩头申辩不已。最后虽与恭亲王奕訢等一道阻止了修园活动，但也几乎为此失去了官爵。
    就是这样一个当初坚定的反对修园者，在其子被立为皇帝之后，地位和利害随之变化，终竟成为一个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
    铁甲舰和颐和园，应该说是一对矛盾体，但对慈禧来说却毫不矛盾。危机时利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感受江山带来的奢华。一切似乎都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给予痛骂。新设之海军大臣每年掌有数百万两银饷，既成为宫廷内外人人眼中的肥肉，又是慈禧两块心病的交叉汇聚点。该怎么维持这个艰难的平衡，地位十分微妙。
    奕譞到海军不久就接到一道懿旨：“内务府年终发款不敷，著准由海军署存款内借银40万两，分五年归还。”他执行了这道懿旨。他也有两块心病。慈禧要购舰修园，他要保己保子。海军经费成为这两个不相干利益的黏合剂。此时还仅仅是“年终发款不敷”，还承诺“五年归还”。但奕譞再不会去“面诤泣谏”了。他要用满足慈禧一切心愿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心愿。腾挪经费造一个园子，让慈禧早日住进去“颐养天年”，既了却其夙愿，从而确保自己并非十分稳固的政治地位，又能腾出其手中权力，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如此一来，心病皆消。
    这是一种既赤裸又深藏的交换。至于挪款给慈禧修园养心悦目之后，会否把海军也弄成一支只能观赏的海军，则未在这位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首要考虑之列。
    人们指责慈禧以海军换取颐和园，却忽略了奕譞在这里投入的隐秘赌注：以海军换取光绪的亲政。
    他从上任到开始第一笔“借款”，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仅九个月。
    若说奕譞早想如此，也不切实际。毕竟他还牢记着“庚申之变，大辱国家”，上书要求“裁汰冗费，积蓄钱粮”、“详制器械，精造战舰”；并提出海防“若不早为密防，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他后来在一份奏折中表露出挪用经费时反复权衡的心情：“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再三”。
    “思维再三”之后定下的决心，更难改动。这个陷于官场利害中的海军大臣，终于难以自拔。
    如果说奕譞挪款出于自身种种复杂考虑、其前后言行表现出相当之矛盾，那么李鸿章加入挪款，其矛盾就更加深刻。
    李鸿章早年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对修园者。1874年已经大规模铺开的修园活动之所以迅速夭折，他虽未处朝政中枢，却起了关键作用。当时他不满于修园，但并未犯言直谏，而是在直隶总督任上，首先抓住受清廷内务府指派筹集修园木材的奸商李光昭，揭出其四处行骗、甚至引起中外交涉的事件。此事使慈禧和同治帝都处于尴尬境地。接着在同治允诺下，他穷追猛打，严刑审讯，最后以“诈传诏旨”律列判处李光昭斩监候，秋后处决。此案揭露，朝野大哗，人们“一时称快”。以此案为契机，奕譞、奕訢诸重臣再次联衔上疏，修园活动终被终止。
    李鸿章当时之所以坚定地反对修园，就是感觉到宫廷侈奢与国家防务的巨大矛盾。修园被迫中止后，他在上奏中提出“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要求宫廷停“不急之需”，话虽婉转，也还是有一些胆量。李鸿章为筹建海军奔走数十年，其中、后期奏折中相当一部分与此有关，内多有慷慨陈辞之处和苦心竭虑之思；凡有关海疆大略、海防分区、舰船配置、港口泊位、炮台船坞、官兵俸饷、经费筹措等事，无不参与谋。西方有人称其为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就是出于其对海军的贡献。所以即使醇亲王奕譞以皇帝生父身份入主海军衙门，最初要他“于存汇丰银行购买快船款内暂提银30万两，修三海工程”时，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予以婉拒。
    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一、对本身政治地位的忧虑。李鸿章在朝中政敌甚多。尤其在兴办海军问题上，开罪的权贵官僚不在少数。恭亲王奕訢描述建海军之艰难时说：“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屈，局外未能周之”。恭亲王失势，他更失去一根台柱。与他为敌者，或出于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或含有满族大员对汉族大员的排异，更隐埋着宫廷内部对疆臣手中日隆之权力的警虑。总之对李鸿章来说，多年来参其奏折不断，甚至以其倡办洋务而“百疏诋为汉奸”；以至他后来竟发出“从古立大功者类皆谤书盈箧”的感叹。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但失去首倡洋务的恭亲王的庇护，不免总感势薄力单。醇亲王与恭亲王多年不和，其入主海军自然对李鸿章压力不小；又有光绪帝生父的身份，权力炙手可热，且光绪帝亲政在即，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治考虑。
    但作为一个满清官场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摸透了奕譞的心病，从而做出了抉择。1886年7月16日，在婉拒挪用汇丰银行那笔款后还不到一个月，李鸿章函奕譞，“…拟先建旅顺后建胶州湾。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向醇亲王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五个月后，因“南海工程款项不敷”，奕譞提出要求，要李“称创建京师水师学堂或某事借洋款七八十万两”，他立即嘱咐其亲信周馥办理。一个月时间便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银90余万两，超出了奕譞提出的数目，将事情做得妥妥帖帖。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欲以海军换取光绪帝的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
    此时的李鸿章，也不再是那个以严厉手段处理李光昭诈骗案的李鸿章了，他也开始了不光彩行径：以海军办学名义“或某事”，直接向外国银行借款。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奕譞函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李函各处以海军名义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将利息支给清廷作修园费用。李鸿章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章、江西巡抚德馨等，广为募集。最后各地督抚认筹260万两，由其掌管，以利息供慈禧修园。就此完全跌入了挪款修园的行列。
    此处之矛盾怪异就在于，为筹办海军树立的政敌，竟然以挪用海军经费去化解。
    二、李鸿章之所以加入了挪款行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北洋海军成军后形势的错误估计。这又是李本人的又一矛盾怪异之处。他原本是清廷中少有的窥破面临危机的大臣，尤其对日本，一直保持着较高警惕。1874年他率先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1881年，他在另一份奏折中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直接以日本为建设海军的假想敌，目标不能不说不明确，警惕性也不可谓不高。
    但随着定、镇二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当然创始人，在一片夸赞声中，他那种“日本蕞尔小邦”的帝国意识开始膨胀了。其一系列言行都表露出多年谨慎后的志得意满。
    1891年北洋海军首次大阅海军，他虽有“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的遗憾，但又充满“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的自信。
1894年5月，北洋第二次校阅，他在奏折中也有“北洋舰队成军后至今未添一舰”等语，但首先强调的仍是“整个北洋防务，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此时距海战爆发只剩下一个多月。
    1894年7月，大战爆发已近在眼前，他仍然感到“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船，……斯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至稍有疏虞”。而此时距丰岛海战爆发只剩下二十一天。距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只剩下七个月时间。这个早年对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临头，对危机的感觉却变得如此麻木。
    1894年7月25日爆发丰岛海战，8月1日中日宣战，但直至8月29日李鸿章仍在奏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依然未从那片虚构的梦幻中彻底警醒。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他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挖空心思为海军筹措经费的李鸿章，合同样挖空心思“变通”海军经费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清廷之所以下决心“大治水师”，是出于面临危亡的考虑。失去海防几近意味着失去政权，已被数次危局所证实。挪用海军经费无异是削弱自己统治的根基，这一点精明的慈禧决不会不知。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她迅即宣布“现当用兵之际，必应宽备饷需。除饬户部随时指拨外，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去内帑银三百万两，交户部陆续拨用”；紧接着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衅，六旬庆辰大典改在宫内举行，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她也知道要赶紧停止精心准备的在颐和园的祝寿，且赶紧归还一部分挪款。
    翁同龢喻称“以昆明（湖）易渤海”，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做这种明显赔本的交易——除非他感到那片渤海已经确保无虞。
    结论再简单不过：没有了渤海，何谓昆明（湖）？
    北洋海军表面的强大蒙蔽了李鸿章，通过李鸿章也蒙蔽了清廷。在这种心态下，挪用部分海军经费似变得无伤大局。
    李鸿章早年曾经说过：“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当初呼吁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历史在同样人的身上，完成着令人深思的轮回。这不能不说是那种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剧。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了，仍然是笔糊涂帐。传说3000万两，显然又夸大，现有的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三种：1200万至1400万两之间；600万到1000万两之间；860万两。这笔钱与其说是慈禧挪用的，倒不如说绝大部分是海军主持者们自己拱手让出去的。奕譞、李鸿章等人出于自身种种复杂的考虑，让最高统治者感到了渤海海面的升平。
    再来看看李鸿章等人的反对派。帝师翁同龢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最与李鸿章格格不入。作为光绪帝的师傅及补进之军机大臣，翁同龢对朝政的影响不小。在因甲午战败给予李鸿章的一系列处分中，他都起了关键作用。但翁氏真如其在战争中表白的那样，是如此之求自强么？
    1891年户部因库款支绌，奏准南北两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当时户部尚书即为翁同龢。时值颐和园工程用款最骤，翁氏作为户部尚书，不用简省宫廷开支之法解决支绌，反停支海军装备购置费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这不同样是在克扣挪用海军经费么？无怪乎黄海战败后两周，翁氏焦急于局面严峻，受慈禧指派赴津向李鸿章问及“北洋兵舰”时，李先是“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最后慢慢掉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而翁氏竟然“语塞”。
     翁同龢当时出此议，并非仅仅出于他自我表白的“计臣以撙节为尽职”。真为“遵节”计，就不应只拿海军开刀。这里面同样含有官场中有我无你的个人恩怨。
    翁、李交恶于1862年。时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惩处，而曾氏那份慷慨激昂的上疏，据称立稿人就是李鸿章，出语惊人，无懈可击。从此翁、李结仇。
    两人长期不睦还有一个皆不启齿的原因：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清朝末年，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求自强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当时北洋海军在翁同龢等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几乎已成为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说北洋水师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他们要削弱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已经是他们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
    种种桌面之下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拿上桌面便成为堂而皇之的“政争”。翁、李多年“怨之颇切”（李鸿章语），最后几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点了。
    但不管怎么斗，结果是一个：吃亏的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
    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停拨了海军经费的翁同龢，仅依据他在甲午战争中的激烈言辞，被后来大多数评论家称为“主战派”，似乎满清王朝中真正追求自强的，是翁氏这样的人。而他无事时首先停发海军经费之事，却被人忘记。光绪帝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息不已。这位主战的皇帝当年“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也被人忘记。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地“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了。
    在没有基本透视那部腐朽且庞杂的封建官僚国家机器以前，任何针对个人的结论都是轻率的。奕譞、李鸿章、翁同龢三人，身份各异，观点各异，利害各异，却是当时满清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写。西人评论说：“此大机器……其诸组之轮，不依一共同之方向而旋转，乃各依其私独之方向而旋转”，这种各朝己方旋转的结果，就是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官场福祸蝇营苟且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全部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用说全付财力了。外患未至，海军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军为共同盾牌。但为时晚矣。不论光绪还是慈禧，洋务派还是保守派，中枢重臣还是封疆大吏，满人还是汉人，在那场深奥复杂、变幻莫测的政治角逐中，谁都不是胜利者。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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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这是一直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
     其震惊中外的覆灭绝不仅仅归于船速和炮速
     有一个本来简单却被越弄越复杂的问题，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能否一战？
     流行的说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北洋海军难以一战。
     难道真如清臣文廷式指责的那样，“北洋海军靡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钤制、军规、校阅、武备等等方面。表面上组织规程已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时琅威理为总教习，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号施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弹数百，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他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叹其为“东洋巨擘”。虽然它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战时也未获得达到此二舰威力的军舰。
     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据日方统计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铁甲舰半铁甲舰非铁甲舰
联合舰队129
北洋海军608
     
     日方似将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都归入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门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舰本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
     黄海大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上看，软件硬件都具有相当实力。1894年5月李鸿章再次校阅北洋海军，上奏道：“北洋各船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乙、丙两船，在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于驶行之际，击遥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清廷正是出于这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下诏对日本宣战。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日记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远东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特尔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辨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舰队，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订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因为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百分之六十。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氏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
     根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统计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其实仅是一艘武装商船。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侧，企图用其他军舰的舰体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立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当双方终于在海上相遇、将拉开世界战争史首次蒸汽舰船大战的序幕之时，都非常紧张。日舰为了松弛官兵的紧张情绪，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成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的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
     其次在有效射距外，定远舰的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皆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节制精严”的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毫无节制可言，其中损失实难估量。
     
     第三是作战效能的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六年合操实战中尚不能成一阵，“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
     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预料。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与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单无味的承平。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舰，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逞。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坐同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使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已，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修整，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制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相，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程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位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是专门来寻北洋舰队决战的，怎么会携一艘运兵船？估计是将日方船体高大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看错，至于“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则完全出于主观臆断。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北洋报沉的日舰，后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了改变。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军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
     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盖中国医生看护，多于战前离去，自谓文员不属于提督，依法不必留等语”；“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士兵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
     致命处即在于徒有其表。
     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要害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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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一支被一代代人惋惜了百年的海军，
         但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他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巨大的结局？
     自林则徐以后，中国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尽人皆知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以为过去之失尽在船不坚、炮不利。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割地赔款、且甚至是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空前的失败产生空前的震撼，整个社会人人痛心疾首。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
     从失败的第一天起，当事者就开始委过别人，洗刷自己。
     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认为战败因为个别将领的怯懦逃跑。
     李鸿章则通过职责翁同龢间接委过于清廷：“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成为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
     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满清文武，均议李鸿章应负陆海军战败之全责，并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以为李鸿章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
     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假设一，水师皆有邓世昌之勇，如何？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和。它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尤其是一种整体合力。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的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什么是战斗力？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战斗力。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地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无论怎样英勇，也难以将匹夫之勇组合成有机的整体合力。
     假设二，北洋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有这样想法的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致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烈士的讴歌，皆在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假设三，北洋舰队为何要死打硬拼？为何不多用谋略，以避短扬长？
     可以说，北洋海军从始至中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了战争始终。在外交上他一直在殚精竭虑的疏通英、俄、德等国，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在军事上则更是费尽了心思。连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都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这样一来日舰必不敢开炮。
     自琅威理被辞退之后，北洋舰队总教习的位置在李鸿章看来，不再是一个利于舰队训练作战、提高其整体素质的位置，而成了一个拉关系的位置。他先用汉纳根，后用马格禄。汉纳根是一个陆军退役军官，只精于建筑炮台；马格禄则是一名英国拖船船长。他们都不是海军出身，对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李鸿章这样用人，有其颇为自得的考虑：通过任命德国、英国两个外行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既争取到英、德两大国的关照和同情，又不至将舰队指挥权落入外人之手。至于此举对可能发生的海上作战会带来什么影响，却一直未在其考虑之列。
     谋略不可谓不深，算计不可谓不深，思虑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忽略了现代战争极其简洁之处：它从头到尾都是实力的较量。包括兵力的较量，兵器的较量，掌握兵力与运用兵器的人的较量——人的勇气、意志、素质的较量。美国人拉尔夫.鲍威尔在《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一书中说，“日本军队给中国军队上了痛苦的一课，告诉它一支东方的军队，能够在组织、训练、纪律和运用上做得多么好”。任何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非谋略不足也，过足也。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其结局并非增拨一些经费、添购部分快船快炮、或变换一下作战队形即可轻易改变。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以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开始，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内部有多少人参加进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我们从这些太多、太深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难道仅仅是对一个没落朝代的诅咒和对一个腐朽制度的唾弃？我们难道仅仅是毫不相干的旁观者和声色俱厉的批判者？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他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过程。我们无法、也用不着非要去分清在那场战争中何者之责任为大。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但是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之失败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