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这是一直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
其震惊中外的覆灭绝不仅仅归于船速和炮速
有一个本来简单却被越弄越复杂的问题,危机面前的北洋海军能否一战?
流行的说法是,因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北洋海军难以一战。
难道真如清臣文廷式指责的那样,“北洋海军靡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从软件方面看,首先,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钤制、军规、校阅、武备等等方面。表面上组织规程已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相当严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时琅威理为总教习,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号施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再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弹数百,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他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叹其为“东洋巨擘”。虽然它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战时也未获得达到此二舰威力的军舰。
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据日方统计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铁甲舰半铁甲舰非铁甲舰
联合舰队129
北洋海军608
日方似将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都归入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门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舰本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
黄海大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上看,软件硬件都具有相当实力。1894年5月李鸿章再次校阅北洋海军,上奏道:“北洋各船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乙、丙两船,在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于驶行之际,击遥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清廷正是出于这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下诏对日本宣战。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日记中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远东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特尔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辨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舰队,它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订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因为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百分之六十。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氏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
根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统计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其实仅是一艘武装商船。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未开始它就被排在日舰战斗队形的非战斗侧,企图用其他军舰的舰体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它也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依靠别的舰只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立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外方评论日舰编队)。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当双方终于在海上相遇、将拉开世界战争史首次蒸汽舰船大战的序幕之时,都非常紧张。日舰为了松弛官兵的紧张情绪,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成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的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
其次在有效射距外,定远舰的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皆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节制精严”的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毫无节制可言,其中损失实难估量。
第三是作战效能的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六年合操实战中尚不能成一阵,“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其中之经验教训,决不是海军操典所能解决的。
北洋海军崩溃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预料。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与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单无味的承平。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舰,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逞。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坐同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使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已,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修整,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制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相,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丁汝昌与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舰队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程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位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是专门来寻北洋舰队决战的,怎么会携一艘运兵船?估计是将日方船体高大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看错,至于“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则完全出于主观臆断。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北洋报沉的日舰,后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以致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了改变。1895年2月,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军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
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盖中国医生看护,多于战前离去,自谓文员不属于提督,依法不必留等语”;“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自我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士兵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
致命处即在于徒有其表。
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要害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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